每個人從小到大，難免有被人誤會的經驗，當被誤會時，憤怒、委屈、痛苦、悲傷等等情緒也會隨之而來。不過，若是被國家冤枉，捲入一場冤案，就不只是難受的情緒而已，更可能因此失去自由、甚至是生命。

曾經因為十三姨KTV殺人事件而遭判死刑的被冤者鄭性澤，在2017年獲判無罪確定、司法終於還他清白之後，他語重心長地對著台灣社會說：「今天以前，我是一個沒有明天的人，從這一刻起，我要重新開始我的人生。」鄭性澤在看守所待5,231天，一路上的判決宣判都是死刑。超過10年的漫長等待，臺中高分檢檢察官為鄭性澤發動調查，請臺大醫學院進行現場重建鑑定，並為其聲請再審。總共歷經11次開庭，鄭性澤才終於在2017年10月26日獲判無罪。

或許有人會感到困惑，冤獄真的和我們的生活如此靠近嗎？在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所協助的個案——蘇炳坤的故事中，便能感受到冤案與我們之間幾乎零距離。

1986年6月19日清晨五點，蘇炳坤家中響起急促的敲門聲，門外站著飆罵三字經，想將他帶回偵訊的警員們。感到莫名奇妙的他，轉頭向太太陳色嬌說：「我去一趟警局，很快就回來。」進到新竹青草湖派出所之後，蘇炳坤便看見站在角落、上了手銬的男子，是他曾經雇用的工人，綽號怪手的郭中雄。在1982年，他們曾為了一萬多塊工資鬧得不愉快，從此分道揚鑣、不再聯絡。

他怎麼會在派出所裡？還沒來得及弄清楚，蘇炳坤就被警方帶往二樓偵訊室。後來他被刑警毆打、綁在鐵管上灌水、掐著喉嚨差點斷氣，就想從他口中得到警方預設的答案：「事情是我做的。」但是，藍色小貨車在哪？不知道。阿水是誰？不知道。五百塊的鐵剪在哪？不知道。蘇炳坤以為只要說實話，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錯了，警方變本加厲的刑求，甚至對他說：「不承認就拿槍斃了你！」

很快的當天下午四點，警方召開記者會，宣布正式破案，報紙寫上斗大標題「大膽假設，果獲滿分」。至此，蘇炳坤才知道自己捲入了金瑞珍銀樓搶案。當時蘇炳坤36歲，而立之年的他，對事業、對人生，充滿著熱情與幹勁。一生光明磊落、前途一片燦爛的他，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人生被司法狠狠的搶劫。

冤案，就是與我們這麼靠近，明明自己不曾做過，卻仍有可能捲入一場司法風暴，司法的冤錯，造成冤案受害者難以挽回的傷害，而冤案的救援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比賽，稍晚一步都可能造成珍貴生命的逝去。但是警方辦案蒐證、檢察官調查起訴、法官審酌判決，這樣系統性的司法審判過程，實在難以歸咎某一個特定人的錯誤。而要司法從業人員在繁忙工作與承受同儕、機關以及媒體關注的多重壓力中，提起冤案再審，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正因如此，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羅秉成理事長提出行動方案——以合作取代對抗。和法律專業以外的專家合作，也要與司法體制內的法官、檢察官合作，一起減少冤案的發生。在冤案救援的領域中，救援團體針對冤案的定義是「真實無辜」，指的是司法系統因為對科學證據的解讀錯誤或者違反正當的法律程序，導致不應該有罪的人卻被判有罪。而綜觀全世界，不論是與我們制度相近的日本、德國，或是制度差異比較大的美國、法國等等，都有不少司法冤案。

沒有國界的冤案，司法誤判的成因其實也相去不遠。報導參考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Brandon Garrett的文獻資料以及台灣司法領域學者所出版的書籍《為清白辯護》，統整出台灣最常見的四大冤案成因，分別是：科學證據錯誤、指認瑕疵，證據保管不當以及虛偽自白。

本篇專題「等待自由的無辜者」深度採訪被司法誤判的無辜者蘇炳坤、鄭性澤、陳龍綺、劉正富、陳火盛、王淇政、林進龍、謝志宏、家屬許斐婷等人，說明他們是如何捲進冤案，與失去自由之後的身心創傷。

同時，我們從數據出發，思考司法冤案的平反為何這麼困難？台灣有著嚴謹的制度，如果在判決確定之後，發現原本的審判出現事實認定的錯誤，或是審判過程有違背法令的情形，便可以透過「再審」或「非常上訴」兩種特別救濟制度，重新審理案件。

但是，根據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統計，2015年至2023年之間總共有16,188件再審聲請，成功開啟再審的件數卻只有290件，核准率只有1.79%。而從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的救援經驗，無辜者們若是幸運開啟再審，從有罪定讞到無罪確定，平均也需要等待超過12年以上才得以平反。

為了進一步瞭解冤案成因、冤案為何難以平反，以及如何降低冤案發生的機率，我們訪談冤獄平反協會羅秉成理事長、羅士翔執行長、柯昀青副執行長、台大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李俊億特聘教授、陽明交大科法所金孟華所長、台北大學李榮耕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蔡春美副教授等專家學者，分享司法相關知識，並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政策與實務工作建議。

另外，本篇報導中亦採訪體制內的實務工作者：台灣高等法院謝靜慧法官、台灣司法史上第一位為死刑犯聲請再審的陳幸敏檢察官，分享他們在聲請再審、偵查與審判等過程的專業見解，展現「以合作取代對抗」的精神，共同反思如何讓無辜的人不再受冤，受冤的人盡快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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